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战后欧洲史》/中学扩招，《战后欧洲史》/中学扩招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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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学扩招，我们80后的印象应该非常深。从1999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1999年之前的大学扩招率在每年8.5%左右，从1999年开始，当年的扩招率就达到了47.4%，之后虽逐年递减，但录取率却在逐年上升，到2012年，915万考生的录取率高达75%，录取675万人。到2013年，延续了13年之久的扩招才逐步止息。
大学扩招带来了一系列的积极影响，但因步子跨的太大，也招致了一些诟病，比如说教育质量降低、基础设施不足、师资力量缺乏之类，甚至也有说拉低了大学生的就业率和薪资水平。当时也有不少声音说要多向西方学习。然而，《战后欧洲史》的一段记载却给了相反的例证：虽然我国的高校扩招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晚的多，但扩招的形式、遇到的问题、和带来的影响，其实都差不太多。
上世纪60年代中，战后人口爆炸带给社会的冲击随处可见，似乎欧洲到处都是年轻人。1968年的法国，16岁—24岁之间的学生人群超过了800万，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1％。在早些年，这么大的人口爆增几乎能把整个国家的食品供应体系压垮。即使可以让所有人糊口，他们的就业也是大问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欧洲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吃穿住房，甚至也不是年轻人的就业，而是如何教育他们。
到上世纪50年代，欧洲多数孩子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通常在12岁至14岁之间。19世纪末开始的义务教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革命前的东欧国家中，孩子们一般会在春天、夏天或初秋时节辍学。中等教育仍是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专享的特权。在战后的意大利，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5%。
作为重大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战后欧洲各国都开始了一系列激进的教育改革。在英国，离校年龄在1947年提高到15岁（到1972年提高到了16岁）。在意大利，在战后最初几年，多数孩子在11岁就离校，而在1962年，这个年龄提高到了14岁。1959年-1969年的10年间，意大利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在法国，1950年高中毕业生仅3.2万人。2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多，在1970年，中学毕业生人数占到了该年龄段总人口的20％。
这些教育变革进一步摧毁了旧欧洲的阶级，一直将欧洲人划为两类的文化分界线从此消失：一类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在学会读写、算术、粗识民族历史后便离开了学校；另一类人则是少数特权阶层，十七八岁才离开学校，他们将获得价值不菲的中学毕业文凭，尔后继续深造或开始工作。像法国公立中学和德国高等中学，则更是统治阶级的保留地。这些昔日将农村和城市贫民的孩子们拒之门外的“贵族”课目，现在却向所有的青年群体开放。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完成中等教育，这些年轻人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所知的世界出现了断层。
这种史无前例的代沟成了后来欧洲社会革命最重要的一部分，但目前它的影响尚未传出家庭之外。而这些爆增的学生，倒确实给中学和教育机构最造成了物力、财力上的巨大压力。规划者们早就在发愁：中学都这样了，曾经只为更少数的精英保留的大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如果说1960年以前，大多数欧洲人连中学的大门的影子都摸不到，那么妄想能上大学的人就更少了。在19世纪，高等技术学校的数量曾有所增加，但到上世纪50年代，欧洲的高等教育仍只向少数权贵开放，这些家庭不需要孩子在18岁以前自己挣钱，还有钱支付从中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当然也有向穷人和中产阶级家庭开放的奖学金，但除了法国那些少数追求卓越、平等的学校，很少再有哪些奖学金够支付所有的教育费用。
尽管上一辈改革者有着极好的意图，牛津、剑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洛尼亚大学、海德堡大学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古老学府，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1949年瑞典共有1.5万名大学生，比利时有2万名。整个西班牙总共只有5万名大学生，是人口为4900万的英国所有大学生总数的两倍不到。那一年，法国的学生总数刚刚超过13万。但是，欧洲的中等教育规模已经达到顶峰，很快就将不得不进行高等教育的扩展，变革迫在眉睫。
首先，欧洲需要大幅增加大学的数量。很多地方还没有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多数国家只是继承了一些零散的大学，小小的、古老的、相互独立的院校，每年仅能收纳数百名新生，通常坐落在偏僻市镇，那里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其讲堂、实验室、图书馆和宿舍都很难再容纳更多的年轻学子。
欧洲典型的一些大学城，如帕多瓦、蒙彼利埃、波恩、鲁汶、弗莱堡、剑桥、乌普萨拉等等，都是面积狭小且远离都市。只有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剑桥属于特例。欧洲的多数大学，缺乏美国大学意义上的那种校园，它们完全融入周围的都市环境：学生们在市镇里居住，依赖城市居民提供的住宿和各种服务。最重要的是，尽管欧洲很多学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他们几乎没有盈利能力，其运作资金完全依赖城市或国家的拨款。
如果欧洲的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要容纳数量庞大的中学毕业生，学校的数量必须要增加。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边远城市、和农村市镇外围的“绿地”上建造新的大学，比如英国的科尔切斯特和兰卡斯特，丹麦的奥尔胡斯。当第一批中学毕业生到来时，尽管这些新大学的建筑乏善可陈，但至少已经建好，能够应付日益增加的入学需求，同时教师数量也大大增加。
英国的教育规划者并未通过开设新大学来满足大众需求，而是把他们纳入了古老的精英体系中。英国的大学因此保留了接受或是拒绝学生入学的权利：只有那些在全国中学毕业考试中获得一定成绩的学生才有望进入大学，并且各大学有权自由选择志愿入校的学生，同时只接受它能容纳的学生数。英国的大学生一直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在1968年仍不足该年龄段人口的6％，长远来看，这无疑是社会的倒退。但对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来说，这个体系运转平稳，并使他们不会遇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欧洲大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全然不同于英国。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从中学到大学的过程中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如果参加并通过了全国中学毕业考试，你就自动获得进大学的资格。到上世纪50年代末，这一制度运作的非常顺利，因为总人数少，学校没有不堪重负的压力。而且欧陆的多数大学仍沿袭了固有的松散风气。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教授们，对着讲堂中一帮不知姓甚名谁的学生正儿八经地讲课，而学生们也没有及时完成学业的压力。对他们而言，进大学既是受教育，也是一次社交成人仪式的经历。
和英国一样，欧洲多数国家都决定扩展现有的大学，而不是建造新的大学。同时他们也没有给入学设置门槛。相反，出于很善良的动机，他们尽可能的将过往预选制度的残余去除。1965年，意大利教育部废除了所有大学入学考试的专业招生人数限额。曾经是一项特权的高等教育现在成为了一种普遍享有的权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在1968年，意大利的巴里大学的容量约5000人，却面临着消化3万多名学生的压力。同年，那不勒斯大学有5万名学生，而罗马大学有6万名。仅此三所大学所接收的学生总数，就超过了18年前意大利全部学生人数的总和，很多学生一直未能毕业。
上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有1/7的年轻人在上大学，10年前这个比例为1/20。在比利时，这个数字为1/6。在西德，1950年共有10.8万名学生，当时传统的大学已经人满为患，而到60年代末已接近40万人。到1967年，法国大学生人数与1956年公立中学人数相当。欧洲各地学生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以往，而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量在迅速下降。图书馆、宿舍、教室、食堂，到处都拥挤不堪，条件也相当恶劣，即使新建学校也是如此。战后各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小学建设、设备和教师的配备上。当然这样的做法也没错，选举政治也会左右教育投资的方向，但它需要付出代价。
在此有必要提醒的是，即便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高校的扩招如此火爆，大多数的欧洲青年依然是没书读的，尤其是农民、工人或是偏远省份以及国外来的移民。在这些并非学生的年轻人中间，大多数人所经历的60年代必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能从他们的学生同龄人那里来推断的。不过在其他方面，年轻人们倒是有着鲜明的、共有的文化。
综上不难看出，在重大改革的进程中，各国遇到的情况会呈现高度的相似性，这是变动过程中不得不经受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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