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大麻，人们习惯于将其与哈佛大学进行比较。这不仅是因为两者非常接近，更重要的是哈佛的声誉也是无可比拟的。多年来，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从未停止过。 1870年，哈佛大学试图与麻省理工学院合并。此后，它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最终都失败了。没有人知道原因。然而美国有句话：“哈佛大学的学生不会读书，哈佛大学的学生不会做数学”。 ” 可见两者的特点相差甚远，很难放在一起。

哈佛的学生们都感到自豪和自信。从外表上看，他们衣着考究，举止优雅。 Mari的学生则恰恰相反。原因很简单：没时间。在哈佛，学生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进入；在Mari，学生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出去。

这也是事实。硕士生的负担如此沉重，以至于在这里学习就像“从消防水带里找水”。要想毕业，必须获得360个学分，少一分也是不够的。例如，航空航天工程课程，每周最少教学时数为14小时。课程多、课业重，学生们都成了咖啡因成瘾者。因为不然的话，不可能几天几夜地在实验室里工作，或者赶着写论文。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很多学生直到毕业都没有跨过波士顿大桥一次。因此，学生们把暗红色和灰色的校舍比喻为“沾满血迹的混凝土”。

Mari 的所有学生都来自97 个国家。虽然人很多，但都感到孤独。整个校园充满了安静的氛围，人际交往都是在墙上张贴的广告牌或告示上进行的。尽管校园内女性较多（1987年共有2340名），且多数宿舍为男女同住，但秩序依然存在，不道德行为很少见。这里不需要人为的宣传和说服。工作是最好的制冷剂。紧张、学习挫折所带来的悲伤，极大地抑制了人的生理欲望。

Mari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其独特的教育方法。它“最基本的重点是研究，就是独立探索新问题”。例如，一门课程是这样进行的：每个学生都会收到一个装满弹簧、电机和其他部件的盒子。课程要求简单明了：——自己设计并组装了一台机器。

应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让马里吸引了无数的天才。如果说任何一个中学生把追求知识视为自己的第一生命，那么马里就是他或她的“麦加”。

在马里，最受欢迎的非正式体育活动是恶作剧。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一切恶作剧都与强烈的求知欲有关。比如，为了深夜潜入机房，获得更多的用机时间，有人研究出了一套硬技能，可以在几秒钟内打开所有通往机房的门锁。还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天窗进入，在机房的墙壁上写下了各种英雄的名字。

马里有一群被称为“书呆子”的怪人。这些人天生聪明，但在政治上却很笨拙。这些人尽量避免学习微积分和物理等单调乏味的课程。相反，很多人坐在一起谈论航天生活，探索诸如如何推导可口可乐的分子式等探索性的、极其困难的问题。这些人是傲慢、理想主义和天才的结合体。他们能记住圆周率到小数点后第50位，并且每个人都有极强的动手能力。

并不是所有喜欢恶作剧的学生都是“书呆子”，但所有“书呆子”都与各种恶作剧有关。对于这些人来说，任务越复杂、越艰巨，越具有冒险性和探索性，他们做起来就越有兴趣。

有时恶作剧太过分了。马里的学生曾多次将哈佛大学的几扇门焊上，并秘密修改了哈佛大学电子钟琴的程序，使其能够演奏荒唐的摇滚乐。

最令人难忘的恶作剧发生在1982年，当时哈佛和耶鲁两支橄榄球队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上半场末段，哈佛底线进攻得分。这时，46码线附近的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球，并且越来越大，上面写着醒目的“MIT”（麻省理工学院的缩写）字样。当球直径达到约6英尺时，一声巨响爆炸，整个场馆烟雾缭绕，让东道主哈佛大学尴尬不已。随后波士顿《地球报》评论称，这场比赛真正的胜利者既不是哈佛大学，也不是耶鲁大学，而是麻省理工学院。

马里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服装怪人。夏天，他们把短裤拉得很高，穿着长尖领短袖衬衫，胸前飘着一条飘带。冬天，他们穿着高筒靴，戴着高领帽。这些人嘲笑个人的虚荣心，却欣赏标榜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

马里的学生在政治上倾向保守，有些人讨论国家的国防战略，但大多数人对立体声收音机和隔音板等实用技术感兴趣。

在马里，传统的教育方法没有市场。这里的学生性格外向、思想开放、思维敏捷。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不喜欢学习。这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多数学生希望尽早离开学校，在一家好公司找到一份职业，并争取在22岁时成为百万富翁。

计算机是硕士生最亲密的朋友。打个比方来说，这里的学生和计算机的关系就像匈牙利人和红辣椒的关系一样。学生们常常“玩”电脑到半夜，熬夜在这里也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硕士生看起来都很疲惫并且吸毒成瘾。

在美国，有人称麻省理工学院为“疯狂庇护所”。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印象。然而，正是这种陌生、古怪、不寻常的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敬业、顽强、杰出的科学家。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成为了全世界有志青年向往的“麦加”。